这两天有一部老纪录片重新被热议，在微博上被转发了上万次。
其实纪录片的内容并不复杂，单纯记录了三个孩子的六年成长过程，拍摄时间在2009年—2015年。
第一个孩子叫马百娟，生活在甘肃会宁县，镜头对准她的那一年，她12岁，刚刚上二年级。
按照常规，12岁是小学毕业的年纪，马百娟却足足晚了四年。不过随着纪录片视角的展开，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其中缘由，这和当地当年的贫困，以及马百娟家里的态度都有关系。
马百娟的家住在一个土坡上，家里贫穷，镜头下的“家”总是昏昏暗暗的，一家人窝在一个称不上是客厅或餐厅的地方吃饭。
马百娟的家和学校有一段不短的距离，她每天都要经过这段路去上学，小小一个人走在连绵不断的大山和黄土高坡中。
马百娟的学校是一个看上去稍好的房子，但仅仅是“稍好”。
老师只有一个人，教完语文教数学；学生有时候是两个，有时候是三个；课桌和椅子根据学生人数变化而变化，它们是不配套的，有些新一点，有些老旧许多。
第二个孩子叫徐佳，比马百娟大几岁，高三生，也是复读生。
但和其他复读生不同的是，这是徐佳第三次复读。
徐佳这一年的高考成绩和去年无异，依然是427分，他感觉老天在耍他，看到成绩甚至想过轻生，可是心有不甘，决定再来一年。
和很多高三生无异，徐佳桌子上落着厚厚高高的教材，占据着书桌大部分面积。徐佳伏案在小小书桌上背题，他渴望自己拥有过目不忘的超能力。
徐佳家住在市中心的一个老旧平房里，生活虽然谈不上拮据，一日三餐吃穿不愁，可是生活条件算不上很好。
不过看到徐佳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坐在亮亮堂堂的空间，还是比马百娟家里强一些。
第三个孩子叫袁晗寒，16岁的北京小姑娘，被镜头记录这一年，她刚刚办理了休学。
袁晗寒不喜欢她的老师，认为老师总喜欢和自己较劲。后来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上学日，袁晗寒妈妈给她打了个电话说“咱们收拾东西回家吧”，就这样，袁晗寒和学生身份说了再见。
休学，袁晗寒多少有点不开心，但她不开心的原因是……刚刚新买了小被子和小褥子，还没有睡几天，就要卷铺盖走人了。
在这之后，袁晗寒就待在家里画画、看书、看电影，说到看电影的时候，袁晗寒说她每天一半的时间都在和电影打交道。
袁晗寒家里有一个阳光充足的走廊，有很多绿植，她有时候会在阳光绿植的陪伴下画画，看上去还是很惬意的。
这就是三个孩子的不同情况，有了这个大前提，他们的日常、情绪、选择甚至三观建立……就像三条平行线，完全不同，很难相交。
马百娟的少女时期和“做农活”“做家务”绑定在一起，不上学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干活儿，小小一只的她可以和牲口的力量抗衡。
在那个环境下，孩子不再因为年龄而具备“特权”，她要和大人一样背着重重的柴火、枯树干、杂草一步一步爬上坡。
回家之后，等待她的不是电视剧、玩具和小伙伴，是细碎的家务活。
镜头下的马百娟很熟练地打井水，又很熟练地和面，紧接着再次熟练地帮着妈妈打下手做饭。这种“熟练”体现在一个12岁的小姑娘身上，满是违和。
但马百娟几乎是三个孩子中最快乐的那一个。
她是个容易满足的孩子，花三块两毛钱在小卖部买了新的作业本就会高兴无比，一路上哼着歌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12岁的马百娟可能并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，可她脑海里仍旧有一幅未来画卷。
她说在成牟村上完小学，会去新堡子上初中，再过几年会去北京上大学，然后会工作，最好可以挣到一千块钱，这样家里会松快一点，不那么紧张。
相较之下，开启第三年复读的徐佳就没有那么快乐，他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复读生的压力，还有全家人的希望，以及过世父亲的遗愿。
徐佳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一家人经常去父亲坟前祭奠，徐佳每每看到父亲的坟墓，都会想到自己在父亲走后发过的誓——要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。
徐佳的妈妈也希望儿子能拿到大学文凭，徐妈妈很清楚文凭是这个时代的敲门砖，学历高的人一定更有竞争力。所以对于徐佳复读，徐妈妈总会提起一句话：那就赌一年。
这让本就承受着复读压力的徐佳担着更大压力。
徐佳说他有段时间状态极度不好，手会莫名其妙发抖，冒冷汗，完全做不了题。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徐佳已经在尽力做调整，他告诉自己大学考不考得上真的无所谓，一遍遍进行自我催眠。
可是在内心深处，“上大学”对徐佳来说是最重要的事，重要到无论如何催眠自己，内心还是会在意结果。
袁晗寒休学之后经常拿着画箱在北京胡同里画水彩画，悠闲自得。
到了冬天，她和家人朋友一起打扫院子里的积雪，看起来是个体力活，但扫着扫着大家打起雪仗来，别有一番乐趣。
但袁晗寒在休学之后经常焦虑，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她实际上很恐慌，她担心自己会一直没事干，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几年，她觉得自己会被逼疯。
三个孩子在各自的成长道路上感受着长大的乐趣和烦恼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又注定了三个人的结局，这是这部纪录片最让人感到唏嘘的一部分。
三年后，15岁的马百娟还在读小学，老师说她态度认真，不管对的错的，每次都会认真完成作业，可是由于马百娟年纪在学生中较大，融不进去，一直在集体边缘。
马百娟的哥哥去学校表明了想让妹妹退学的态度，老师不解，认为无论最后能不能上大学，至少要把九年义务教育学完。但这番话作用不大，马百娟的学生生涯还是画上了句号。
马百娟只好出来找工作，然而四处碰壁。
一是她年纪太小，还没有成年；二是即便成年了，也要会操作电脑，马百娟此前从未有这方面的储备。
马百娟家里人对此不以为然，爷爷觉得这就是女孩子的命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就算能找到好工作，将来生了孩子也是要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的。
爷爷觉得女孩子的出路就是找个对象，一辈子靠着丈夫。
这在当地没什么丢脸的，因为很多女孩子都在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。
有一个很让人唏嘘的画面是，看起来还很青涩的马百娟和两个孕妇站在一起聊天，冥冥之中好像也勾勒出马百娟的未来。
一切都发生的毫无意外，几年后马百娟嫁人，和村子里众多女孩子一样，为一个家操劳着。
复读了三次的徐佳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，他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，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学生。
身份转变让徐佳看起来轻松很多，他不再一脸愁容，而是开始构想自己的大学生活和四年之后的未来。
徐佳几乎是很多普通人的缩影，他安安稳稳上了四年大学，按部就班实习，和数以千万的毕业生一样投了无数份简历。
最终，徐佳找到一个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，留在了武汉，和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结了婚，成了家。
但徐佳仍然是焦虑的，毫无背景的他会对眼前的一切产生怀疑，他会想工作发展前景，会想到以后，他是没有安全感的。纪录片说徐佳后来仍在最初入职的公司工作，可能于他而言，最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稳定。
纪录片最后，徐佳仍然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，过着两点一线一日三餐的生活，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其实他已经跳出了原有生活圈子。
袁晗寒在休学一段时间后选择出国，她申请了德国一所很难通过的学校，起初她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谁知结果还不错。
袁晗寒在异国他乡待了很久，养了一只兔子做宠物，经常和妈妈视频的时候会心血来潮画一张兔子速写。
她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，比如曾经弄丢过银行卡和学生卡。
袁晗寒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，妈妈只是顺势问了几句，仿佛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事，很快切换话题问袁晗寒是否知道一个叫艾尔顿约翰英国歌手。
袁晗寒会在假期回国待一段时间，她觉得北京没意思，于是去到上海，在一家美术馆实习，和她一起工作的是典型的精致白领，大家夹杂着英文聊天，吃着精巧的午餐，袁晗寒会和其中比较要好的同事闲聊，纠结自己是留在德国还是回国发展。
纪录片最后，袁晗寒开了一家艺术公司，仍然带着自由的灵魂。
这是三个孩子，三种人生。起点不同，过程不同，结果不同。
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，这部纪录片拍摄于十二年前，当时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。
但好像正是这样，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他们代入到现在。就像马百娟，很多人会想，如果她晚出生几年，在整个社会意识逐渐进步的今天，她是不是能继续上学？是不是能找一个还算可以的工作？是不是不用那么早就为一个家操劳？
这部纪录片在如今被翻出来的意义，也许早已不是三个孩子三种人生带给人的震撼，而是一种“当时”和“今日”的对比，我们会意识到如今的生活环境，所进步的一点是很多孩子拥有了很多机会。而这些机会之下，也许是一个人人生改变的转折点。
这部片子叫《出路》，片头背景是一片蓝天，时而有鸟群飞过。
也许，我们很多人辛苦半生，就是在为自己找一个“出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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